我国外贸进出口及跨境电商交易规模的持续增长催生了大量跨境支付服务需求。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额达8.47万亿元，同比增长29.2%。其中，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RCEP贸易伙伴合计进出口分别增长21.4%和22.9%。2020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达到1.69万亿元，增长了31.1%。

同时，出国旅游和留学也成为两大跨境消费劲旅，为跨境支付带来较大市场空间。2019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数达15463万人次，消费达17553亿元，已然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国和旅游消费支出国。出国留学方面， 2020年因受疫情影响，全球留学及出境旅游市场均受到重创，但随着疫情的消散，留学及旅游消费市场将逐步回暖，继续为跨境支付带来较大发展空间。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上存在天然优势。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具备安全性强、效率高、交易费用低等优势，但私人数字货币给监管带来一定的困难。根据发行者不同，数字货币可以分为央行数字货币（CBDC）和私人数字货币。

央行数字货币是主权货币的数字表示，是由一国中央银行（或其他货币当局）发行并作为其负债，按照应用场景可分为批发和零售两类，前者限于银行和国家支付系统的其他成员，后者则可由公众广泛获取。私人数字货币是由某一机构或个人发行的非法定数字货币，主要包括Libra、比特币、以太坊、瑞波币等。

由于数字货币通常使用分布式账本技术（DLT），采用分布式多节点共识机制，可实现交易记录完整、可追溯、不可篡改，提升了跨境交易安全性。且与传统电子跨境支付需要通过多个代理行、涉及多重费用、报文通信和结算时间长等特点相比，私人数字货币采取的DLT技术具备去中心化特征，跨境支付结算时间或可压缩到1天以内。另外，据世界银行统计，跨境支付交易费用可降低约7倍。但其去中心化的特征，也导致难以清晰界定监管对象，从而为洗钱、恐怖主义融资等违法活动创造便利。且由于私人数字货币的跨境流通会绕过传统跨境支付体系，这也给外汇管制和资本流动管理带来了困难。

央行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领域的信用风险、监管有效性等方面的优势不可替代。央行数字货币作为央行投放的法定货币，是国家央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项，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具有主权性、法偿性等特征，对消费者而言，相比于私人数字货币，其信用风险极低。同时，在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过程中，监管部门可依据商户代码和交易习惯判断各商户的交易场景，并可通过数字货币的智能合约对其进行监控和管束，以实现在洗钱、跨境赌博、恐怖融资、武器交易等场景的严格监管。

此外，基于央行数字货币建设跨境支付网络，将为更多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对平等且可自由参与的适度中心化体系，这将改变当前高度中心化的全球跨境支付体系，为打破以欧美等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货币结算体系形成的美元垄断地位、重塑全球跨境支付体系带来机遇。

但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目前仍受互操作性及技术等问题限制。尽管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支付具有较大优势，但各国央行政策差异导致的互操作性问题是限制跨境支付应用的最大不可控因素。由于跨境支付过程涉及不同国家的货币类型、跨境支付系统等，互操作性是进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的首要条件。

实现互操作性首先要考虑不同国家的央行政策差异，由于各国货币政策、外汇管制要求不尽相同，跨境支付中的结算模式也有所不同。使用央行数字货币虽然可利用技术提升跨境支付的便利性，但非中心化模式需要各国统一基础架构，兼容本国跨境支付系统，同时符合本国货币政策，这些问题目前无法通过技术优化来解决，因而成为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全面推广的最大挑战。